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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初上
文/苗卫芳
我将药装进衣兜，手里拿着医保卡，向药店外走去。这时，我才发觉，李月已经回到了屋里，仍然坐在她原来坐着的那把椅子上，正在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看来，谈话对象又变成了她的一个下属，否则，不会这样说话。我走过她身边时，想与她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她看了看我手里的医保卡，没有同我说话，只是伸出一只手，冲我挥动了几下，像是表示再见，又像是在表示她忙得很，顾不上招待我，显得有些不耐烦，又似乎有些抱歉之意。“唉，我这老同学，真是一个大忙人啊！”我叹息了一声，没有说话，只是冲她点了点头，便快步走了出去。第十三章二十来天过去了，母亲伤处的疼痛已经大为减轻，如果不触碰骨折的部位，不牵动她的伤口，已经不再像最初那样喊疼了，除了吃饭解手服药等，母亲就一直默默地躺在床上，一声不吭，情绪显得极为低落，饮食状况仍然很不好，早饭基本上只吃一个鸡蛋羮，或者是喝点牛奶，午饭只吃一两口菜和一小块儿主食，到了晚上，也只是喝几口牛奶。即使只吃这么一点东西，呕吐还是经常发生，很多食物，刚刚吃进去就又吐了出来，究竟有多少食物能够被吸收，用来支撑她的生命，用于伤骨的愈合，我觉得实在是寥寥无几。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又有糖尿病，本来骨折后就不易愈合，又长期吃不下什么东西，吃又吐出来，如何才能使折断的骨头愈合？身体如何才能好起来？这样下去，母亲是坚持不了多久的，估计骨头还未长上，她就走向另一个世界了，不行，必须改变母亲的精神状态，要使她振作起来，重新燃起活下去的希望。然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冥思苦想，突然，我的眼前一亮，有办法了，应该请母亲以前的教友们，来看看她，来为她祷告。见到他们，母亲一定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的，阴郁的脸上一定会立即泛起宽慰的笑容的。尽管与母亲来往最为密切的干姨已经去世，但其他教友，与母亲处的关系也很好，而且大都有联系方式，请他们来看一看母亲，让他们为自己的这位处于苦难之中的姐妹祈祷一番，应该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是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发生骨折时，她已经信了二十来年的上帝了，尽管上帝一直没有给予过她任何好运。自打记事起，我就觉得母亲总是个“怪力乱神”的人，这可能与她自小患有癫痫病有关吧，也可能与她密切交往的人中，有两个比她更加“怪力乱神”的人有关。这两个人，一个是我们本村的老太太，与我的祖母岁数相当，她是村里很受人尊重的“师婆”。这位老太太，除了文革初期，因为经常挨红卫兵批斗，因而收敛过几年外，一直虔诚地信仰着什么神仙。文革后期，形势松动了一些，便又开始偷偷地在家里烧香磕头，敬神敬鬼。改革开放后，集体主义实际上解体了，人们，包括大队的干部们，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责任田上，一门心思地发财致富，谁还操心村里一个老婆子烧香敬神的事？于是，“牛鬼蛇神”们又从冬眠的状态钻了出来，开始还有些遮遮掩掩，过了一段时间，看到根本没人搭理他们，胆子便大了起来，烧香拜佛、信神信鬼的行为日渐公开化了。不只是普通百姓，有的大队干部也是日走阳，夜走阴，比如，我们村的大队长——后来改称村长，就是远近有名的一个单公，规范的说法应该是神汉。他白天该去乡里开会就开会，该处理大队的公务就处理大队的公务，到了晚上，该跳大神照样跳大神。后来，在他的带领下，在我们大队中心一带，复建了龙王亩、药王庙等庙宇，每年请外地的戏班子来唱戏，从此以后，我们大队中断了十几年的庙会，又红红火火地搞了起来。看到大队干部都带头儿搞起了“封建迷信活动”，我们村里的这位师婆便肆无忌惮了起来，不仅在屋里跳大神，院子里摆贡，烧香磕头，还在自家房后面的山坡上凿了一个小小的神龛，神龛前放着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每逢初一、十五，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总要在神龛里的石头上点上蜡烛，燃着香，还要把家里做的好吃好喝的端来，先供奉神仙吃过了，再给神仙磕过头，一家人才可以开饭。我一直没能搞明白，我们村里的这位师婆，供奉的到底是什么神仙，不知为什么，也从未听村里的人说起过，尽管母亲与她极熟悉。我的祖母，曾经与她是干姐妹，当年，祖父祖母拆掉旧房盖新房的时候，没地儿住，曾经在她家里住过几个月，如此说来，两家也算是患难之交吧。当然，这些事，我都是后来听父亲说的，当时我还没有出生。即使关系如此亲密，我都没弄清楚，我们村的这位师婆到底信的是什么神，拜的是什么仙。至于这个老太太如何给村里人治病，就更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她既烧香磕头，跳神拜佛，又扎针放血，有时还告诉患者不少的土方偏方，让患者家属去采，然后熬成药，让病人服下。老太太的方子很多，比如，马齿苋、杨树花治痢疾，车前草利尿消水肿，黄金茶（黄芩）去火，獾油治疗烫伤……尽管老太太大字不识一个，但这些方子牢牢地储存在她的脑子里，随取随用就是，而且不用担心记在纸上的方子，纸烧了或丢失了，方子也就没有了——总之，她能想出很多普通农妇想不到的办法来。至于治疗的效果，往往还是比较显著的，比如孩子犯了惊风病，她就给孩子扎针，然后让孩子的母亲买些黄表纸，晚上到村外的路口烧了，一边烧一边叫孩子的魂，据说很多还都被她治好了。现在想来，她并不是纯粹的师婆，在装神弄鬼烧纸磕头烟火香气的缭绕笼罩之下，绝不忘记利用一代代老人口耳相传积累流传下来的行之有效的医疗经验，尽可能地为村民们祛除疾患。而有意思的是，尽管在几十年里，利用鬼神这种“不科学”的办法为人治病，却从未听说因为她参与治疗，耽搁了哪家患者的病情，老太太明智得很，出现超出自己治疗范围的疾病，她是绝不接手的。因为她是有自己的“理论”的，她把神鬼作祟引起的疾病称为“有虚儿”，而需要打针输液开刀手术之类的病称为“实病”。她宣称，作为师婆，无论她手下使唤的神仙有多高的法术和道行，都是不能治实病的，或者说，神仙是不屑于治“实病”的，正所谓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狗不管耗子的事，她使唤的神仙，是专门与狐仙鬼魅之类的神灵“坏分子”作斗争的，至于“实病”，交给人间的医生即可，“神仙们”一般是不直接过问的。如今，我祖母已经去世三年，这位能够使唤神仙为村民们治病的老太太，早于祖母两年便已驾鹤西去，回归到了她多半辈子向村民宣扬的极乐世界中去了。在上古历史中，医巫合一，而在我们这个偏僻落后的村庄里，这位老太太，岂不正是上古历史中的这一现象的一个活标本？这位老太太，没有受到基督教的丝毫影响，她一直笃信的是中国的神灵，她所驱使的为村民祛邪治病的神仙，也一直是中国本土的，尽管我一直都没弄清她所驱使的具体是什么神仙，但从她烧香磕头跳神等的仪式上，我能够肯定，这些神灵绝对不是来自西方，更不是来自基督教。而母亲，开始也是一直信奉中国的神灵，后来却皈依了耶稣基督，成了一个相当虔诚的基督徒，她的转变，不得不说与另一个师婆的影响有关。这位师婆距离我们村大约有八九里地，不仅相距比较远，而且还隔着胭脂河，来往并不太方便，尤其到了雨季，暴涨的河水会将河上的木桥冲毁，母亲与对方的交往便会中断。然而，这仍然未能成为两位女性建立起非常友好关系的障碍，以至于后来她们结拜为干姐妹，两家成为来往比较频繁的亲戚。既然母亲与她成了干姐妹，我便称这位师婆为干姨了，在我的印象中，她的年龄比母亲稍长，因而是母亲的干姐。干姨长着一副大脸盘，身材高大，粗实肥壮，走起路来四平八稳，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总是显得不温不火的。既然是师婆，当然烧香磕头、装神弄鬼、跳大神等通常的功课，她是一样都不会少的，尽管看起来似乎并不算精通，至少是比不上我们本村的那位师婆的，更不会为求她看病的人提供各种各样的偏方验方。然而，可能是因为两家成了亲戚，关系更加亲近，来往比较多的缘故罢，后来母亲治病时更多求的是这位干姨，而不是本村的那位老太太。因为干姨来我家比较多，有时来了还会住几天，朝夕相处，我得以获悉她为老百姓看病所使唤的神灵是“长仙”。“长仙”是什么？通俗地说，就是蛇精，在我们本地，称蛇为长虫，长虫经过多年的修炼，成了仙，自然就叫“长仙”了。无论是蛇精，还是长仙，一听就让人感觉特别恐怖。据母亲说，干姨所使唤的蛇精有两条，一条是白蛇，一条是青蛇，就居住在她家屋后山上的一个石洞内。听母亲这样说，我恍然觉得，这不是盗用了《白蛇传》中的说法吗？于是，不由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母亲听后很是不悦，尽管她没有说什么，但我从她突然变得阴暗的脸上，能够感觉出来，她对我这种“大不敬”的言论，是颇为恼火的。我觉得当时她一定很想训斥我一顿，可能考虑到，对神灵的敬畏应该深存于心底，不可贸然以言辞表达出来，所以才强忍住自己的怒火，只是对我施以颜色，从而阻止我继续说下去。当然，我立即从母亲脸上看出了她的不悦，以及我这轻浮的言论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便赶紧止住了话头。母亲看到我不再说了，便不再继续与我计较。改革开放后，大约有十多年的时间，母亲都是依赖她的这位干姐为自己治疗自小患下的癫痫病，我的这位干姨呢，倒也不懈怠，她几乎各种办法都用尽了，尽心尽力地为她的干妹妹治病，敬神求仙烧香磕头自不必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求药。求药一般是在晚上，在自家的八仙桌上，摆上几样供品，将香点燃，屋里地上还要烧很多纸。事先在一个碗里放一个叠成漏斗形状的纸，放到八仙桌的正中——这是用来接受干姨使唤的“长仙”赐给的药的。求药开始的时候，母亲要跪在地上拜几拜，大约过一两个时辰，等香燃尽后，母亲还要在地上拜几拜，然后站起来，态度极为恭敬地，双手将碗里的纸拿在手中，然后从纸里寻找“长仙”所赐的神药。每当这时，就到了一家人最为紧张的时刻，每个人都不许说话，也不能乱走动，母亲暗暗地瞪我们一眼，都使我们噤若寒蝉。母亲是最虔诚的，确信里边有药。父亲处于半信半疑之间，对母亲执著地请师婆看病，不怎么支持，但也不怎么反对，基本上是听之任之。如果母亲有什么事需要让他配合，比如发大水时，接送师婆等，寻找朱砂等“灵丹妙药”，他也言听计从，如果母亲不提出要求，他也不参与。但到了接受神仙赐药的关键时刻，也会凑上前来，仔细地观察，看是否能在纸漏斗里发现什么药。那时，我虽然还小，但也已经上学，对很多事物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我是断然不信，“长仙”能把药偷偷地放到碗里纸漏斗里的。然而，几乎每一次，纸包里总会出现一些粉末状的东西，尽管很少，往往是一星半点，几乎若有若无，但肉眼大都还是能够看到的。这时，母亲认为这就是“长仙”赐给的药，便诚惶诚恐地再一次跪下，口中念念有词，无非说些感谢神仙之类的话。最后，她便仰起头，张大口，将纸包里的这些“药”一股脑地向嘴里倒去，再喝几口水，将“药”服入肚里。一家人，除了母亲以外，都将信将疑地离开了，这时候，往往已经到了睡觉的点儿了，便都不再说什么，各回其屋，准备上炕睡觉。躺在炕上，我反复回忆着刚才的情景，我觉得，纸漏斗里的那些一丁半点儿的，若有若无的粉末，也许是烧的纸灰或燃烧的香的尘埃吧，怎么可能是“长仙”所赐的神药呢。但我却不敢将心中的想法说出来，母亲早就告诫过我们，在祈求神赐仙药看病的场合，谁都不能乱说话，否则，就是对神的大不敬，就会白忙活一场，就不灵了。除了求药，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另一深刻印象的是给“长仙”摆贡。摆贡要根据师婆的要求，做出很多种菜以及馒头等主食，然后在屋里，或者是在当院，放上一张桌子，将所做出的各种菜肴摆放到桌子上。除了这些供品，当然也要点燃九炷高香。一切准备妥当后，母亲要跪在桌前，恭恭敬敬地磕头，请干姨使唤的“长仙”来享用。尽管并不怎么相信，但每当这时，我打心里还是感到有些恐怖的。想啊，干姨使唤的可不是别的仙人，而是“长仙”啊，说白了，也就是蛇精哪！除了冬季，在农村，无论是房前屋后，还是田野河边，都能见到蛇，尽管不是很大，但往往也会吓人一跳，人们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听说南方还经常有被蛇咬死的，那就更可怕了。而如今，来我家享受这顿母亲付出很多财力劳力准备的这场大餐的，可是两个蛇精！在民间的传说中，蛇精有好几丈长，身子比水桶还要粗，长着血盆大口，长长的信子不时向外吐着……想到这里，不由令人毛骨悚然。自小听村里老人说，有大蛇出现时，会有阴风骤然而至，有时还会伴有难以名状的奇怪的声音。因而，当作为供品的一碗碗的菜肴、肉馒头、大米饭等逐渐摆上桌时，在暗暗流涎水的同时，我就开始支楞起耳朵，警惕地听着房前屋后有什么动静，偶尔有一阵冷风刮过，也不由令我心底有些打战，生怕一条——不，是两条大蛇，突然从屋后的山上冲下来，盘踞在院子里不走。在《白蛇传》中，许仙就是被这样的一条蛇给吓得昏死过去了，幸亏白娘子盗得仙药，这才解救了许仙一命。我们小老百姓，是同许仙一样的凡夫俗子，注定会被吓死的，又没有多情的白娘子盗仙药解救，注定是逃不过这一劫的。然而，母亲却没有丝毫的慌乱，她有条不紊地将一盘一碗的菜肴上齐，点燃香，跪下来磕头后，仍然跪在供桌前，默默地祈求“长仙”前来享用。作者简介：苗卫芳，男，年生，河北人，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作品有长篇小说《二月兰》、《枣花》；《天使的心路历程》和《第号病室》（与福建著名作家梁爱林合著）；现供职于河北阜平中学。
责任编辑：侯惠琴
终审编辑：寂石
排版编辑：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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